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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峨眉山市

                      2020-01-02 19:34

                        3.一种我们在本书后面系统考虑司法制度管理成本时才更为合适的作用是,使法院免于不得不实施大量起因于社会和家庭事务的琐小允诺(它们的成本不完全是由诉讼当事人引起的,我们将会明白此理)。不利之信赖(或禁止允诺翻悔)这一概念将那些琐小的允诺也包括在实施范围内可能会对受约人引起大量的成本。

                        这一问题可以这样得到解决:由外州用水人向水资源州支付占用补偿费。但如何在受影响居民间分配这些补偿费仍有极大的管理性困难,且不说缺乏占用前的公认所有人。而且,任何由州转让的权利都会因为联邦政府和其他州广泛而不确定的利益而变得朦胧不清。美国联邦政府有权——这种权利的范围从来没有确定过——使用西部各州中联邦国有土地上河流的水资源(印地安人保留地、国家公园和森林、军事基地等)。就通航河流的航行地役权性质而言,它的水资源也是权利界定不当而又利益广泛的。因此,大规模的流域间水资源转让需要联邦政府的同意,而且可能只有国会才有权作出这种决定。由于大规模地从河系的某一点转让水资源会影响上下游地区的生息(recreation)、环境和其他有价值的经济利益,所以这也应取得流域内其他州的同意。每一个州的利益界限都要由联邦最高法院、州际契约或国会的分配来决定。25.7贫困的输出不劳动的穷人所消费的政府服务成本要比其为维持这种服务所缴纳的税收高:在州的财政中,这些政府服务是一个赤字项目。如果这些穷人再没有什么政治权力,那么人们就会竭力支持州政府将他们“输出”。达到这一目的的一种简易方法就是规定很低的福利救济金,从而使这种救济金的受益人移居福利救济金更高的州。英国的贫民救济管理在其一开始就受到这种问题的困扰,最后它不得不禁止靠救济生活的贫民离开其原来的教区。在美国各州,解决这一问题的方法只是比英国温和一些,但在本质上还是一样的,它们要求一个人在某州居住满一段时间(通常为1年)后方能领受福利救济金。尽管存在这一规则,还是有许多福利救济金很低的州(如密西西比州)的贫民移居福利救济金较高的州(如纽约州),他们先在亲戚和朋友的帮助下勉强地度过一年的等待期。但是,没有这种关系的其他人无疑就无法移居了。在夏皮罗诉汤普森一案(Shapiro v.Thompsom)中,联邦最高法院依他们在各州间流动居住为理由废除了居住期限的规定。但是,人们为了取得比其在原来州更高的福利金而进行的移居,不是促进而是扭曲了有效率的人口地理分布。如果贫民因为纽约州有更多的贫困救济而从密西西比州移居该地,那么社会并不会因此得到改善。而且事实可能恰恰相反,社会会进一步恶化,因为贫民在密西西比州的正常生活成本比在纽约州的低。虽然这种移居能使个别贫民的生活得到改善,但整体贫民的生活是否得到改善仍然是不清楚的。自由移居会鼓励福利救济金较低的州通过不充分的公共援助而使其政策达到劝使本州贫民移居他州的目的。自由移居对福利救济金较高的州所产生的影响更为复杂。一方面,贫困居民数量的增加可能会扩大该州穷人的政治影响,从而能维持较高水平的政府援助。而另一方面,福利救济金的任何增长都会从其他州吸引来新的福利救济金领受人,这一州最终必然会认识到,它正在任自己被福利救济金较低的州用以缓释这些州援助穷人的负担。一旦福利救济金较高的州不再增加其福利预算,其居民的平均福利救济金就会下降,原因是:该州的政府援助水平——虽然总量没变但其人均水平却在下降(馅饼面积没有增长但分割份数却增加了)——仍然比其他州高,其他州的贫民将继续到来,从而增加了其贫困居民的总量。

                        这些因素是关于法律的经济理论的一部分。 从经济学观点看,法律的基本(虽然不是绝对的——为什么?)功能是改变激励。这表明法律不发出不可能性命令,因为不可能执行的命令决不会改变行为。我们应该将不可能的命令与只是由于避免成本高于制裁成本或(如在许多契约案中)法律制裁实际上只是一种保险单收益的支付而不可避免的法律制裁区分开来。虽然契约履行成本肯定会大大超出不履行情况下的损害赔偿,或甚至如实履约已是不可能的,但要求违约当事人承担损害赔偿还是合适的。法律只是已经将不履约风险加到了没有履约的当事人身上。 法律必须平等地同等对待这一要求是以下主张的另一种表达方法:法律必须具有一个合理的结构,因为不同等地对待相同的人是非理性的。经济理论是一个演绎逻辑的系统:当它被正确运用时,就会得出一些彼此相一致的结论。在法律具有暗含的经济结构这一角度看,它必须是理性的;因为它必须同等地对待相同的案件。 

                        这一有关成本的讨论可能有助于我们消除关于经济学的一个最积习难改的谬误——即认为它是有关货币的学问的谬误。恰恰相反,它是关于资源使用的学问,货币仅仅是对资源的一种权利。经济学家将交易分成只影响资源使用而不管货币是否转手的交易以及纯粹的现金交易——转让性支付(transferPayment)两种。家务劳动是一种经济活动,尽管做家务的人是不接受金钱补偿的配偶一方或双方,但它仍然涉及成本——主要是做家务人的时间的机会成本。寻找性伙伴(连同性行为本身)是需要时间从而相对于该时间的次佳使用的价值而言是会产生成本的。疾病和意外受孕的风险也是一种性的实在(虽不主要是金钱的)成本。相比之下,通过税收从我处转让1000美元给一个穷人(或一个富人),如果不考虑它对我和他的激励效应、实施这一行为的(其他)成本或一美元对我们而言可能存在的任何可能差异,那么就该事本身而言是无成本的;它不消耗任何资源。但是事实上,这样却会削弱我的购买力,并以同样的数量增加领受者的购买力。不同的是,它是一种私人成本而非社会成本(social cost)。社会成本会减少社会财富,而私人成本仅仅是对财富的重新安排。竞争是一种区别于“技术”外在性(即,与对不同意的当事人施加成本不同的财富转移)的丰富的“金钱”来源。假设A在B的加油站对面开一个加油站,从而使A从B处取得收入。由于B的损失是A的所得,所以总财富没有缩减,没有社会成本,尽管B由于A的竞争受损害而产生私人成本。机会成本和转让性支付之间的区别,或曰经济成本(economic cost)和会计成本(accounting cost)之间的区别表明,对经济学家而言,成本是一个预期概念。“沉淀”(已出现的)成本(“sunk” cost)并不影响对价格和数量的决定。假设一只塑料白象的制造成本是1000美元(1000美元即是制造它时的投入品的替代价格),而现在任何人愿意支付的最高造价是10美元。这样,塑料白象的机会成本就是10美元。事实上作为沉淀在制造品中的1000美元将不会影响它的销售价格,因为如果销售者坚持在低于它的制造价条件下不出售,那么唯一的结果只能是损失1000美元而非损失990美元。这一沉淀成本的讨论将有助于解释经济学家为什么将其研究重点置于事前研究而非事后研究。理性人将其决定基于对未来的预期而非对过去的懊悔。他们认为,过去的事就让它过去吧。如果让懊悔破坏决定,那么人们塑造其命运的能力就会受到损害。如果允许一个自由达成契约的当事人在产生不良后果后修改契约条款,那就不可能达成任何契约。机会成本概念在法律的经济分析中最著名的运用是科斯定理(the Coase Theorem)。这一稍作简化的定理(关于必要条件,参见53.6)认为:如果交易是无成本的,财产权的初始安排将不会决定财产的最终使用。假设一个农场主拥有土地并有权使其作物不受铁路机车火花的损害。作物对他的价值为100美元,铁路无妨碍地使用其道路权的价值会更高,但110美元的成本还不能使其安装火花控制器以消除火灾从而可随意愿行驶多少列火车而仍然不损害农场主的作物。那么,依照这些假设,作物对农场主的实际价值就不是100美元,而是在100美元和110美元之间,因为铁路愿意以任何低于110美元的价格购买农场主的财产权而不安装火花控制器。当然,农场主只有将其财产权卖给铁路,才能认识到其作物的更高价值,而且他将这样做,故结果是:如果铁路已拥有土地的所有权,那么其土地将用作安全的其他相同用途(某些不怕火的用途)。

                        达成长期立法交易(legislative deal)所必需的稳定性是由两方面决定的:(1)立法机关的程序规则;(2)司法独立。最重要的程序规则就是要求立法(包括修正和废除)必须由议员的多数投票所决定。这一规定使法律制定成为一个艰难而又费时的过程,因为其中的交易成本涉及要在大量的个人间达成意见一致。一旦一部成文法得以通过,那么它就(由于其他立法事务的繁忙)不可能在短时期内得到重大修正甚至废除。这种立法的障碍使立法一旦制定后就具有一种相当的持久性保障,从而也就增加了立法的价值及对立法的需求。但其第二种效果恰恰相反:由于增加了谈判成本和不确定性,由于延迟了立法收益,所以这些立法困难首先就降低了立法开支的生产率。但基于似乎合理的假定,立法价值的增长将超过其成本的增长。这可在图19.1中得到反映。D1表示的是立法收益只限于某一时期(即制定该法律的那一届国会任期)这一假设下的特殊利益立法需求曲线。由于有些利益集团从保护性立法所取得的收益要比其他集团所取得的多,从而使它们愿意支付更高的价格,所以这一曲线的斜率呈负值。MC1是立法机关制定法律的成本曲线。立法的净收益即为ABC区域,它可能在议员和利益集团之间分割。但是,如果立法收益期长于制定该法律的立法机关的任期,那么需求曲线的垂直度就会有所上升(如D2),而且即使制定法律的成本有所上升(曲线MC2),立法的净收益(DEF区)仍比单一任期内有收益的立法净收益高。

                        我们在为了使价格与收入从而与利润联系起来,我们应该使用边际收入(marginal revenue)概念,即每销售一增量单位的产品对总收入的增值。只要边际收入是正的,总收入就会增长。当边际收入下降到(或低于)零时,这就意味着增加的销售不会增加(或只会降低)总收入。如果我们知道需求状况,那么就可以从中算出边际收入状况,这已在图9.1中得以解决。边际收入曲线与横轴的交叉点确定了总收入最大化的产量水平(图9.1中的q)。与这一产量水平相关的价格是P。如果卖方的销售量更小些,他就会自交叉点向左移而使其产量的增量增加从而使其总收入增加。如果他的销售量更大些,那么他的收入将处于边际收入曲线的负区,这表明只有在生产减少时才会增加其总收入。价格对产量从而对收入(即价格乘以数量)的影响可用一个极为有用的概念——弹性(elasticity)来概括——它是指由一变量的百分比变化引起的另一变量的百分比变化。在此,我们感兴趣的是与价格有关的需求弹性(elasticity of demand withrespect to price),即(微小的)价格百分比变化对需求量产生的百分比影响。现在解释一下:如果价格上涨1个百分点会引起需求量下降2个百分点,那么与价格有关的需求弹性(或为了简明起见,可简单地称作需求弹性)是-2(为什么是负的?)。如果需求弹性是-1,这就意味着价格上涨1个百分点会导致需求量减少1个百分点,而总收入没有由于价格变化而产生变化。这一单一弹性点就是需求曲线上的一点,而这一点的横坐标正是边际收入曲线和横轴的相交点。自这一点向左的全部需求曲线上的点,需求弹性都为正,因为在这区域的价格上涨将导致需求量有比例地较大减少从而引起总收入下降。自这一点往右,需求弹性为负,因为在这区域的价格上涨只会导致需求量有比例地较小减少从而引起总收入的上升。

                        让我们回到均衡的概念上来,设想政府已对图1.2中的物品实行最高限价,且最高限价低于均衡价格(否则它没有作用),将虚线P降下。结果,P将使供应曲线与需求曲线的左方相交—一即供应相对需求而不足。其原理是,低价格会降低中产者生产物品的激励而提高消费者的购买欲望。结果就是短缺。如何恢复均衡呢?通过配置供求的非价格方法。例如,消费者可能因需求某产品而被要求排队,排队的长度将决定他们的时间成本。排队在存在价格管制的市场是很普通的,我们将在本书中讨论一些例子。价格管制的取消总是会减少(通常会消除)排队现象,东欧的居民在近几年已获得了经验。(作为一种练习,请画出由最低限价引起的供过于求的曲线图,并讨论其后果。)

                        与经济分析的规范假设更为一致的一种可能是,法官设法将其个人的偏好和价值加于社会。这会导致我们作出这样的预言:解释联邦成文法的最高法院判决不可能由作出判决时的那一届国会所否决。由于法院不可能得益于其无效的行为,如果其判决被否决,那将是发生在下届国会。那时,议员的不可预测的变化可能已改变了法院作出判决时所了解的政治立场相同的一批人。同样的分析可以解释(实际在分析上是相同的观点)法官意见被上级法院所否定时的认识:这种上级法院对下级法院判决的撤销会彻底消除法官判决对案件直接当事人和其他处境相似而其行为可能受法官宣布的规则所影响的效力。依立法原旨所作出的判决在类似的条件下是可以辨明的。如果法官不是这样决定成文法的解释问题,司法独立就不会在利益集团体系中发挥必不可少的作用(虽然它可能与法治一起仍产生分散但却有限的收益),由此可能被立法机关降低其独立程度,并伴随着司法权力的丧失。理解上一级法官和立法者如何控制法官比较容易,但理解当上一级法官在其实施有立法干预的普通法对其自身有约束时会发生什么就困难了。例如,为什么他们将遵循先例而非任其高兴而判决?我们在下一章讨论依先例判决问题时将考虑可能的答案。对于我们以之为起点的其他论据的解释——普通法所蕴含的经济要旨,似乎与那些交易成本很低的领域直接有关——主要是契约法,还包括财产法和侵权法的大部分。在这些领域,法 律的低效率规则将会被当事人间的明示协议所废除,而如果司法判决不断地无视经济逻辑,那么契约当事人就会用私人手段代替司法方法以解决契约争端。在那些争端当事人之间不存在自愿关系的领域中(例如,陌生人间的事故、普通法中的犯罪),法院就不再受制于这样的竞争约束了。但是,在这些领域中,存在着拥护运用效率准则的强大社会舆论;不然的话,效率准则就早已为具有政治影响的利益集团所追求的某些分配原则所替代了。如果法院拒绝在某些领域实施效率准则——例如不处罚杀人犯或不对已造成他人伤害的过失司机追究损害赔偿,那么可能出现的后果将是,主要的司法自主领域(judicialautonomy)——普通法规则和原则的形成——将为立法所先占。

                        让我们看一下,如果垄断者的成本上升或下降,或如果需求发生变化,那么最佳垄断价格或产量会发生什么变化。如果成本下降(除非那些是固定成本),那么最佳垄断价格就会下降而产量将会上升。记住,垄断者在其边际收入曲线和边际成本曲线的交叉点上停止其扩大生产。如果边际成本曲线下降,那么现在的边际收入曲线就会高于它,而垄断者就会扩大其生产,直到边际收入曲线再与边际成本曲线相交,这在图9.4中能得到表示。假设需求下降。即,消费者将以任何特定价格购买相应更小比例的物品(在图9.5中,大约减少25%)。假设像图9.5中那样的固定边际成本,那么垄断者就不会改变其价格。边际成本是不变的。需求量对价格变化的反应(弹性)也是这样:虽然不论在什么价格水平下消费者都会买得更少,但由价格引起的需求量的成比例变化却是不变的。由此,垄断者会制定像以前一样的价格,但由于需求下降而会减少销售量。这表明了一个我们将在下一章再加以论述的重要观点:垄断价格只取决于需求弹性和边际成本。如果需求下降而且垄断者的边际成本不是一个常量(constant),那么最佳垄断价格就会变化。一支非水平的边际成本曲线表示,在不同的生产量水平上边际成本是不同的。由于需求变化将改变垄断者的最佳产量,所以它的边际成本将发生变化,从而也会改变其价格。9.3垄断的效率后果回首前面的图9.3,我们就会发现垄断条件下的产量要比竞争条件下的产量小;即q代替了q”。这是因为垄断价格使某些消费者使用其他替代产品,即价廉物美的产品。替代涉及价值损失。通过以下假设,我们能最清楚地明确这一点:每一垄断产品都存在有一种相同于垄断产品的替代产品,只是生产它要更高的成本,从而使其价格高于垄断产品假如以其竞争价格销售时的价格,但低于垄断价格。那么,垄断的作用就是使某些消费者通过转向比垄断物品花费更多社会成本才能生产的物品而满足其要求。其增加的成本对社会而言是一种浪费。

                        由于在现实世界中几乎不可能满足帕累托优势存在的条件,而经济学家对效率慨念谈论较多,很明显,经济学中起作用的效率概念并不是帕累托优势意义上的。当一位经济学家在谈论自由贸易、竞争、污染控制或某些其他政策或关于世界状况是有效率的时,他十有八九说的是卡尔多-希克斯效率,这正如本书将要谈到的那样。帕累托优势意义上的效率概念还依赖于财富的分配——支付意愿以及价值是这一分配的函数,这限制了效率作为社会利益的最终准则。如果收入和财富的分配是有差异的,需求形式也可能不同,从而效率将要求对我们的经济资源作不同的调度。既然经济学对现存财富和收入分配制度是好是坏、是正义还是非正义没有得出任何答案(虽然它也许能够告诉我们大量有关变革现行制度的成本和不同政策的分配结果),所以它没有回答是否有效的资源配置在社会和伦理意义上都是值得追求的这一终极问题。经济学家也没能告诉我们,在假设现行收入和财富分配是正义的条件下,消费者的满足是否将是社会的主要价值。由此,经济学家讨论法律制度的能力是有限的。在其严格的技术意义上,他能预料法律规则和安排对价值、效率、现行收入和财富分配的影响,但他不能发布社会变革的强制性命令。

                        案件审判中对某一案件判决的援引次数可以被看作该判决先例价值的标准之一,以衡量先例的贬值率。在存在实体成文法的领域,先例的贬值会较快;当成文法语词发生变化时,基于成文法语词解释的先例就可能失效。普遍的法律资本(legalcapital)要比特殊的法律资本贬值慢。一项规则越具普遍意义,它就越不易为技术或法律的变化所废除(这一观点的例证就是哈德利诉巴克森德尔规则)。由此,我们会发现,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先例的贬值速度要比联邦上诉法院先例的贬值速度慢。在审查案件的选择方面,联邦最高法院的选择性比联邦上诉法院强得多(实际上,与联邦最高法院不同,联邦上诉法院无权拒绝审查其管辖范围内的案件,尽管联邦上诉法院可以——而且现在的确经常这么做——拒绝提供法官意见,从而也就使判决失去了作为先例的价值);而且作出以下假设似乎是合理的:联邦最高法院在进行其选择时往往倾向于那些更具普遍意义的案件(为什么?)。有一种理论认为,联邦最高法院先例贬值慢的原因是它们更具权威性,即具有更高的价值。这种说法在经济理论上是站不住脚的。货物贬值率并不是其价值的一个函数(计算机的贬值率就比螺丝刀的贬值率高)。先例的贬值率低(通常为4%~5%)可以解释为什么随着年龄的增长,律师收入下降的速度比大部分其他专业人员的收入下降速度慢。在某种意义上,一个人的收入代表了其资本收益,而其资本就是来自教育和经历、用于工作之中的知识。如果这种资本贬值率很高,那么当他停止进行资本更替时,他的收入就会急速下降。当一个人接近退休年龄时,由于其能从投资中得到补偿的时间是很短的,他对人力资本进行投资的积极性就开始减退。所以,在任何人力资本贬值率很高的行业,随着退休年龄的迫近而使收入急速下降;而在人力资本贬值率很低的行业,收入随年龄增长而下降的速度就慢。律师的先例知识是其资本的一个重要部分,这种人力资本的贬值速度是很慢的。20.2先例的生产先例资本品是律师和法官分别参与案件(主要是上诉案件)辩论和判决的联合产物。这一生产过程的一个奇特的现象是,先例的生产者得不到报偿。哈德利诉巴克森德尔案中的律师和法官都并没有因为这一先例曾指导过数千件诉讼案的判决——更重要的是它构成了众多销售者和购买者之间的商业关系——而取得任何版税或其他报酬。但在得出先例生产是一种次佳生产的结论之前,我们必须考虑到先例的以下特征:它是诉讼过程中的一种副产品。虽然市场并不需要烟尘,但工厂在生产过程中却排放了大量的烟尘,这是因为在生产市场所需物品的过程中,烟尘是作为一种副产品而产生的。先例和诉讼之间的关系也是如此。

                        直到最近对航空业放松管制之前,民用航空局还阻止由它管制的航空公司间的价格竞争和新设干线航空公司。结果,航空公司收取的价格超过了竞争水平。而且该产业仍没有垄断利润,并在实际上周期性地处于破产的边缘。潜在的垄断利润由于激烈的非价格竞争而已转化为成本,特别是过度频繁的航次安排导致了很低的飞机容量利用率从而增加了每一被载乘客的成本。

                        总之,实证经济学、特别是在本书许多地方(尤其在第二部分)作了阐述的法律的实证经济理论的真实危险是简单化的反面,我们可将之称为复杂化。当经济分析试图使一个非常简单的经济模型更复杂化,如由于引进(像我们在本书中将要做的那样)厌恶风险和信息成本,他就会使自己冒自由度过大的危险。也就是说,一个模型丰富到了使之没有经验观察来反驳它的程度——在此或者也意味着没有观察资料能支持它。所有这些并非表明分析家能对假设进行自由选择。对一项理论的重要检验是看其解释现实的能力。如果它的解释力很糟,这可能是由于其假设不真实,但我们不必为了对它进行评价而试图直接评判其假设。通过检验解释力来进行评价,经济理论必然被评价为取得了显著的成功(尽管它只有部分成功)。也许,被恰当理解的理性最大化的假定在非经济学家初看起来可能并不真实。经济学理论对大量的市场和非市场现象进行解释,如本章第一节提到的最高限价和排队之间的逆向校正;租金控制和住房存量之间的逆向校正;金融市场中风险和预期收益之间的正向校正;期货价格与现货市场价格之间的关系;大学学生注册是对学校教育经济回报的依赖性;优良的物品运往远方而不良的物品在家消费的事实等等。本书主要是用经济学的术语对法律问题提出经济学的解释。

                        与作为诉讼副产品而生产的先例相比,法律的生产是一个直接的过程。那么,为什么还有那么多的法律仍然是判例法而不是成文法呢?事实上,通过成文法而生产规则的成本是很高的。一部法律的通过需要大多数议员的同意,而我们从法律制定的成本意味着,成文法通常是含义不明确的。最终,减少协议成本的方法之一就是减少要求达成协议的问题——将以后由法院解决的困难问题留下。这里暗示的又是,如果法院采用的是狭义解释立法的政策(即严格解释,strict con-struction),那么它们就会减少立法机关的有效产出。法律制定的成本还表明,成文法规则通常都是广义而非狭义的(为什么?)。在制定广义和狭义的规则方面,法院有更自由的选择,所以我们可以更为系统地考察一下广义(普遍)和狭义(特殊)规则之间的选择——例如,禁止不合理快速驾驶与禁止超过特定限制速度的驾驶这两种规则。通过一套详尽的规则而不是一个普遍的标准来控制人们的行为就会引发两方面的成本,即在开始时将具体的标准列举出来和为适应条件变化而对规则进行修正;我们已指出,特殊规则比普遍规则更容易过时。对最高法院和国会这样的机构而言,通过特殊规则而进行管理的方法需要很高的成本。因为在那些机构中,每一规则的颁布和传播都是成本高昂的。但通常而言,将规则具体化的收益是超过其成本的。这种收益的取得表现在三个方面:指导法院自身;规范受制于这一规则的人们的行为;规范实际纠纷当事人的行为。我们将最后一种收益放在诉讼程序一章中讨论,在此先讨论前两个问题。1.人们可以设想,普通法有一个可能被重复运用于每一案件的判决标准——汉德公式的一些变体。但是,一个严重的问题是法官和陪审团为每一纠纷寻找有效结果的信息成本。特殊规则的存在限定了司法调查的范围,从而也就降低了其成本;从经济学意义看,对局部最大化的追求替代了对普遍最大化的追求,而后一种追求是更难以捉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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